“數據紅利”利莫大焉

　　其實，數據要素已不是第一次出現在中央重大文件之中。2019年10月31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此次出臺的《意見》將數據正式上升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傳統要素并列。

　　近半年時間里，從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到闡述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基本政策，再到提出加快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論述更加系統，舉措愈加細化，可見我國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戰略部署是一以貫之、逐步深化的。這無疑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數字經濟時代特征的準確把握，彰顯了加快發展數字經濟、釋放數據紅利的決心。在這樣的政策取向之下，加快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正當其時。

　　加快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是搶占數字經濟全球競爭制高點的戰略選擇。當今世界，以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方興未艾，數據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國際間搶奪數字經濟制高點的競爭日趨激烈。從美國提出“工業互聯網”戰略，德國實施“工業4.0”計劃，到日本推出“工業價值鏈”計劃……世界各國紛紛把推進經濟數字化作為實現創新發展的重要動能，在前沿技術研發、數據共享、人才培養等領域做出前瞻性布局。作為工業大國和人口大國，我國是世界上產生和積累數據體量最大、類型最豐富的國家之一，具備構建全球領先的超大規模數據市場各項條件。根據IDC的測算數據，到2025年我國所擁有的數據量將從2018年的7.5ZB增至48.6ZB，占全球27.8%。在此基礎上，加快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激活數據要素活力，有利于重塑國際數字經濟競爭新格局，助力我國在國際競爭中牢牢把握主動權。

　　加快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要素決定著經濟稟賦，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引擎。一方面，數據要素是基礎性戰略資源，催生了眾多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變革和發展；另一方面，數據區別于以往生產要素的突出特點是對其他要素資源的乘數效應，可以推動傳統行業的改造和革新，放大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在社會各行業價值鏈流轉中產生的價值，進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年）》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1.3萬億元，占GDP比重超過1/3，達到34.8%，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更是達到67.9%。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全國各地緊急上“碼”，餐飲企業線上開店，直播帶貨如火如荼，在線教育、遠程辦公加速擴展……數字經濟在疫情防控、推動復工復產、促進消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彰顯出巨大發展潛力。因此，加快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有利于發揮數據要素對其他生產要素效率的倍增效應，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加快培育發展數據要素市場，是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客觀要求。雖然我國數據資源豐富，但數據作為一種在數字經濟時代涌現的新型生產要素，具有外部性、非結構性、非標準化、資源標的多變性、邊際成本遞減、規模報酬遞增等特征。目前我國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尚處于探索階段，配置規模較小，成長速度相對緩慢，在數據確權、開放共享、交易流通和數據安全等方面仍存在諸多待解決的問題和挑戰。因此，要穩步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釋放數據價值，必須從產權制度、交易規則、價格機制、監管體系等層面入手建立一個完善、成熟的數據要素市場體系，為數據市場發展提供制度性基礎條件。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意見》為我國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指出了明確發展方向，未來相關政策和配套措施仍有待細化和落實。相信，隨著數據要素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定能深挖數據價值，充分釋放“數據紅利”，推動中國經濟行穩致遠。（本報評論員姜珊）

　　（責任編輯 姜珊）